章开沅先生（1926-2021）

我从小爱念书，又幸而有书可读，但却谈不上什么家学渊源，更没有什么念书设计。

父亲很忙，天天早出晚归，子女又多，除对作为长房宗子的年迈略予教育外，对我们这些“二等后裔”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然则他的书橱中却不乏有趣的书，其中有些显然是为孩子们买的，如开明书店《小同伙》之类的书刊。丰子恺的画和冰心的散文，使我浸润于美与爱的天下。书橱中更多的是大人看的书，我有时也偷偷翻阅。除鲁迅的《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外，较吸引我的是林纾译述的西方小说，如《茶花女》《三剑客》之类；虽然是不大看得懂的文言文，但基本上可以领会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性格，为以后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提供若干利便。 

章开沅先生于1926年7月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的绅商家庭。图为4岁的章开沅（左二）与怙恃、姐姐在苏州。

年迈单独住在祖父那幢楼上，他有自己的书橱而且有钱买自己喜欢的书。我在课余常去翻阅，他有时也慷慨地把书借给我带回来看。除《西游记》《封神榜》等神话小说外，我最爱看的是武侠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等，经常看得如痴如醉，连用饭都遗忘了。由于是人人庭，小孩一大堆，尊长们基本不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还以为我是用功勤学，亲昵地谑称为“书呆子”。

这些令人痴迷的武侠小说常使我流于荒唐，譬如整夜含一颗橄榄核“练功”，理想成为随一道白光隐遁的剑仙；或是把铅笔头锯碎咽下“炼丹”，指望能发生什么特异功效。然则这些书都促使我养成爱念书的习惯，同时也厚实了我的想象力，而且或多或少增添了若干阳刚侠气。我的老家在江南一个县城的近郊，高高的院墙把我与外在的天下阻隔。课余生涯很单调，没有影戏可看，更没有现今业已普及的电视和游戏机，唯有念书厚实了我的童年生涯，增添了不少情趣和色彩。 

然则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的发作迫使我们随着灾黎潮逃到四川。父亲由于人为低，养不活这么多子女，便接纳化整为零的方式，把我们划分送到几处可以享受政府“贷金”的学校。我很幸运地进入条件较好的江津国立九中，从月朔读到高三。那里不仅有一位学者型的校长——曾在法国攻读哲学的邓季宣教授；有许多优异的先生，其中有些曾在安徽大学任教；另有对照完善的图书馆和实验装备，那是由西迁复校未成的安徽大学借用的。学校设在偏僻的墟落，课堂和宿舍大多是聊避风雨的简陋竹泥棚屋，晚上只有用桐油灯草照明。伙食更谈不上什么营养，吃的是霉烂且混杂稻壳、稗子、沙石、米虫之类的所谓“八宝饭”，而且经常难以填饱肚皮。然则，精彩的课堂教学与厚实的图书却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营养，使我们淡化了离乡背井与生涯困苦带来的悲愁。 

章开沅先生在江津国立九中学习生涯五年，对九中有着深挚的情绪。2006年，先生携妻重返母校。2014年，母校有人来访，先生写下此幅题词，并赠予一批珍贵书籍。

在九中的图书馆中，最受迎接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书的《万有文库》。由于是纸皮平装的小开本，纸张又比抗战时代内地出书的书籍雪白坚实，便于随身携带在卧室内外阅读，喜欢课外读物的同砚险些是人手一册。《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入知识的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士多德的头脑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管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却也增进了不少见识，稀奇是引发了强烈的求知欲。在那些年月，稀奇是高中时期，课余最大的兴趣，就是把书籍上获取的点滴知识，用于与自然征象相印证。中午到田间考察小麦叶上的霉菌，晚上躺在山坡草地上寻找喜欢的星座，或是跪在远处坟山上捕捉“磷火”，看看事实是浮游的磷光照样萤火虫。有时我们竟似乎生涯在古代的西方天下，娴静时模拟希腊群贤的滔滔雄辩，狂放时又效法罗马角斗士的搏击角力…… 

然则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中学生涯未能画上圆满的句号，眼看就要结业时我却被校方视为不清闲因素开除了。由于连肄业证书都拿不到，无法考上可以享受“贷金”的公立大学，只有到重庆投奔正在药专念书的年迈。年迈也是靠“贷金”过活的穷学生，哪有气力辅助我，无非是饱一餐饥一餐地在学校大食堂里吃“混饭”。日间年迈和同砚们上课去了，朴陋洞的宿舍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无助和失踪之感蓦然袭来。幸好年迈书架上有许多装帧优美的书籍，天天伴我渡过寥寂。年迈原来在国立美专学画，厥后由于思量到结业后营生需要才转行学习制药，但他仍然珍藏着已往购置的美术书籍。我最爱看的是多卷本的中国绘画史，那一代代卓越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及其人品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开端熟悉到艺术不仅有技法层面另有意境层面，每幅撒播下来的名作都有其厚实的文化内在。正是这些书填补了我精神上的空虚，使我从一个浮躁浅陋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最先用较为深沉的理性眼光来考察人生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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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着实无力救济我，我也不愿继续过这种寄生生涯，便想法进入一个专门收容陷落区灾黎学生的两年制计政专修班。但还未读完一年，便由于与军训教官猛烈冲突又被无理开除了。不外我在这个班倒也有些收获，那就是在课余阅读了一大批19世纪俄国文学的经典名著，我们这代人许多是吮吸着俄罗斯文学乳汁长大的。再次被开除以后，欠美意思回到年迈那里，便经人先容到一艘从重庆运米到泸州的大木船上打工，那年我才18岁。船上除一个会计略有文化外，其余船工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由于急急上船，我遗忘带任何书籍甚至纸笔，因此成为无书可读的念书人，人生的痛苦也许莫此为甚吧！幸好船上另有别人甩掉的两张旧报纸，便成为我天天辛勤劳作之余的仅有读物，重新版头条读到末版末条，连每则广告也逐字逐句琢磨，以致有的船工以为我发了神经病。 

然则无书可读却使我学会读社会生涯这本大书。我在困窘无奈之际想起了高尔基，想起了曾经读过多遍的《我的大学》，以为自己的处境很像年轻的高尔基。我甚至为自己感应庆幸，能有时机在社会底层与这些善良质朴而又粗犷豁达的劳动者志同志合，川江上游的险滩恶浪把我们的运气慎密地联络在一起。我与威风凛凛的老驾长(舵工)、伶牙俐齿的号子领唱、忠实忠实的厨子以及十来个纤夫，逐渐确立友谊，而且仔细考察他们的形貌、举止、语言甚至心里天下。已往读过的《水浒》之类小说又复映现脑际，我在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一些梁山英雄的影子，虽然他们并未从事劫富济贫，但却不乏江湖上的侠义与激情。

谈了这么多往事，读者也许会感应疑惑，读这些书与你以后从事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我要如实坦陈，少年时期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历史学者。然则，我至今仍然受益于昔时所读过的那些有字的和无字的书。 

一是养成了优越的念书习惯，虽然不如昔人所云“一日不念书便觉言语无味”，但至少总以为念书是天天不能缺少的作业。 

二是提高了文化素养与写作能力。前人说，文史不分居。史学同样需要文采，需要艺术魅力。我的著作稍有可读性，与此有关。

三是学会了体验人生，考察社会。这样便有利于明白和阐释历史上的人和事。

固然，更主要的照样书给我以精神情力，是书中那些英雄为我树立楷模，是高尔基那样的作家引发了我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出污泥而不染，虽贫困而不失志。回首生平，无论是在何等魔难的日子里，最值得注意的照样已往的念书生涯。

当前民俗日趋奢靡，一些事业有成且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把大好时光消磨于酒食征逐、声色犬马之中。这是对生命的自我糟蹋，若是天天抽些时间多读些有益的书，岂不加倍有利于自身完善与造福社会!

谨以一句老话奉献给读者诸君：  开卷有益！

章开沅先生为华中师大出书社建社二十周年题词

本文原题目为《开卷有益》，摘自《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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